转眼之间，我在复旦求学、工作已四十三载，在皖南从事村落人文地理考察亦将近三十年。在长年的奔波中，时常感叹：上好的民间文献稿本、抄本总是可遇而不可求，而且往往转瞬即逝，从此不见天日！不久前，我在歙县某处冷摊觅得一册颇为珍稀的徽州文书，并顺手拍了一张八十多年前的《复旦校刊》。今值一百二十周年校庆，特将此刊介绍出来作为一种纪念，或亦不失为未来校史编修之一助。

安徽黟县

（一）

此份《复旦校刊》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校刊社编印，刊缝有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”之校训，注明为第五期（半月刊），时间是“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，星期三”，即抗战期间的1944年。

1944年的《复旦校刊》

抗战爆发以后，日寇铁蹄肆虐，神州大地硝烟弥漫，半壁江山相继陷落。1937年，苏州东吴大学部分教师来到徽州黟县，在碧阳书院的原址上，开办了东吴大学附中黟校。碧阳为黟县之别称，根据文献记载，碧阳书院始建于明嘉靖年间，因其地处碧山之阳而得名。晚清教育改革以后，碧阳书院改作碧阳高等小学堂（即后来的县立碧阳小学）。此处坐落于城区外约两里，院落开阔，景致幽静，既远离市井喧闹，又罕有空袭惊扰，是颇为理想的办学场所。不过，东吴大学附中黟校只办了一个学期就匆促收场。1938年8月，原在黟县开设暑期补习学校的复旦校友谢小鲁等，征得复旦大学校方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，就东吴附中原址，筹办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。其时设了高中一个班，初中四个班，招收学生156人，其中女生4人，于当年9月正式开学上课。此后，学校招生人数逐年攀升。为践行教育救国之志，书院特别增设免费学额，重点招收来自沦陷区的流亡青年及家境贫寒之失学学子。因其卓越的办学成效，不仅获得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正式嘉奖，更得到复旦大学本部之专函表彰，对其在战乱时期坚守教育使命、培育英才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。

1940年复旦大学附中皖校全体师生合照

此份《复旦校刊》刊头边上有一段“编者的话”：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寒假很快的逝去，卅三年的春季始业又开始了！这小小的产物——校刊随同春季始业间复活，还是我们校师生及各地校友该庆祝的一件事吧！复旦，以他在皖南的数年悠久历史，毕业校友何止千百，或则为深造而仍在继续学业，或则厕身社会为民族自由而奋斗，天涯海角，各居一方，为着联系在校师生、各地校友感情并切磋学术起见，于是复旦校刊产生了！

从1944年起，《复旦校刊》每月出版两次，每期刊印四开纸一张，篇幅较此前增加了一倍。而在内容方面，也有局部改观，当时的主要栏目包括“半月漫谈”、“学校新闻”、“校闻点滴”、“校友通讯”、“时事述评”和“文艺短论”等。这些栏目名称涵盖了校园生活的诸多侧面，既有官方权威信息的动态发布，又有校园温情琐事之轻松记录。其中，“文艺短论”刊登学生原创及译作，展示了各类文化创意，生动地反映了青年人对文艺现象的探讨与思考；“校友通讯”成了联结毕业生与母校的纽带，承载着诸多校友对青春岁月的珍贵回忆，让远离附中的学子们依然能触摸到校园的脉搏；而增辟的“时事述评”栏目，则重在培养在校学生的社会视野及对国际形势的关注与思考。

（二）

关于复旦大学附中皖校，二十多年前笔者另收集有一份相关文献——1940年“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三周年纪念会”编辑的《三年来的复旦》。该书计70余页，其封面设计极具时代隐喻：天蓝底色象征着广大师生对于和平的渴望，而硝烟中盘旋的战机与倾颓的楼宇剪影，则定格了抗战时期的城镇疮痍。左侧那行用朱砂红挥就的“三年来的复旦”书名，犹如一记鲜红的时代钤印，将这册特殊出版物的历史坐标，定格在1941年前后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。

《三年来的复旦》

刊载于《三年来的复旦》上的校歌

《复旦三周年纪念歌》

2005年2月27日，笔者曾在《文汇报·笔会》上撰文介绍此刊，其中提及复旦附中皖校之创设，对于古老徽州现代教育的巨大贡献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复旦附中皖校在黟县办学七年中，前后共培养了高中毕业生271名，这些人有不少后来都成了学界的栋梁之材。例如，《三年来的复旦》中有一栏目为“学生园地”，其中收录了一位叫宁树藩的年轻人创作的几首诗，如第二首《春日杂感》写道：“烽火江南夜，凄凉忆二京，江流咽国恨，春草没闺情，梦落胡天月，心随汉将营，壮怀还自诩，铁马叩金城。”该诗以沉郁顿挫的笔触，在四十字的方寸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血泪与呐喊，勾勒出战乱时局下的家国情怀与个人悲慨。从书后的师生通讯录得知，宁树藩为安徽青阳南阳湾人，后来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，是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。由《三年来的复旦》可见，他当年就读于黟县的复旦附中皖校高中三年级，在“学生园地”中属于相当活跃的人物。《三年来的复旦》出版后不久，宁先生就进入浙江大学深造，1946年夏毕业于中山大学外文系，曾任《徽州日报》副刊“文艺之家”主编。整整二十年前，笔者在《文汇报》上的文章发表，宁树藩先生获读拙文后非常高兴，他曾托历史系的陈匡时先生（笔者本科阶段通史课程“中国近代史”的任课老师）与我联系。据称，当年他发表在《三年来的复旦》中的旧作，连他自己都没有保存。为此，我很快将相关部分的复印件奉上，作为答谢，宁先生亦以其《宁树藩自选集》惠赐……

复旦附中皖校的杰出校友、著名学者宁树藩先生

上引的《复旦校刊》“校友通讯”中，见有一些毕业生的来信，其中的一封为“宁树功同学自中山大学来函”：

小鲁主任我师：

有一个长的时间没有执笔问候了，也有很久的时间没有接到诸师长及其他在校同学的来信，我们与母校的关系是这样疏远，离开了母校两年半，想起来却如昨日，而事实上却被摒弃在母校的后面，我们是感到怎样的难过啊！

今天《复旦校刊》从北国寄递到南方，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消息，他告诉我们母校是在一天天地长大，屹立在皖南的前哨，异乡的人儿该是如何地感到欣慰？！

闻说上期母校曾发生不幸的风潮，我们所得到的是些片断的消息，无从知道事情经过的详情，校刊上告诉我们，母校是向前迈进中，那末风潮不过是静水中的一个波纹，虽然舆论界有所评论，然而“真”是客观的，以主观上发出的舆论，并不影响“真”的本身，我们是我们，人家的话仍是人家而已。

曹思义自敝校进修班结业后，保送西南联大，伊已于十月中旬到昆明，在中山的校友走了曹思义，却来了宁树蕃，所以在这儿，我们复旦有校友计有谢观祺，史囗一，孙汝济，三人在工学院，宁树藩在文学院，生在法学院，合共五人，虽然我们是分院而住，但一星期总见面一次，一群孩子，倒聚得很快乐，这里我们安徽中间，小同乡是以青阳人为多（四人），若以中学校友而论，是我们复旦校友占着第二位（国立八中第一位）。

本年母校毕业的同学，升学者有二十余人，这真值得庆幸的，囗囗囗大学录取的比率上，我囗囗囗母校的教学囗囗是比皖南其他的中学囗得高了！

在中山我们是很希望母校同学的来到，是十二分盼望同学来这纪念国父实行主义的最高学府。中山现有文、法、国、工、农、医、师七院，历史、教育、土壤、病理四研究所，在国内是院系第二多的大学，有志深造的同学，我们是会告诉他们一切有关中大各方面的情形的。

上年有同学主张设立校友会，以资联络，此事生曾函告佘主任，伊亦深表赞同，并嘱生致陈主任及李家珍老师，征求同意并请指示，而囗发起，当时生曾有函上达，未卜收到否？关于此项组织是否需要，或为一迫切的建议，祈求赐示。

……

可能是因经费及技术所限，《复旦校刊》的印刷质量不精，故多有难辨之字，上引文章凡缺字或无法识别者皆以“囗”替代。从其下的落款来看，该信写于1933年12月26日，距离本期《复旦校刊》之刊出已过了两个多月。信的开头提及的“小鲁主任我师”，应当指的就是复旦大学附中皖校的创办人谢小鲁。从姓名和经历来看，写信的宁树功应当是宁树藩先生的兄弟，他敏锐地指出：复旦附中皖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发生“不幸的风潮”，但学校的发展不应完全受外来舆情的左右，母校在其发展历程中，应坚持正确的方向。的确，无论是附中皖校还是复旦大学本部，其办学历程皆如激流中的航船，难免会遇到如此这般的险滩暗礁，但始终都应把稳教育之舵勇往直前。历史表明，一所真正致力于追求卓越的学府，其发展轨迹不应全然跟随外界舆论风潮而起伏不定。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，只有始终坚守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”的精神底色，方能在“政罗教网”的羁绊与时代动荡中保持自身的办学定力。

宁氏是青阳著姓，在清代，青阳县属皖南的池州府，与徽州府毗邻。早在明代，商编路程中就有“徽州由青阳县至池州府路”，此条路线由徽州府城经歙县万年桥，经北乡富堨、许村等地，出箬岭，经青阳县至池州府，再一百多里更可前往省城安庆。由此可见，徽、池两地的交通颇为便利，而青阳县则地处交通要冲。晚清时期，在皖南的商业中心——屯溪，有不少来自邻近各地的商人，其中，江西帮操纵着瓷器和木、漆业经营，黟县人控制着绸布、百货和纸业贸易，休宁商人则左右钱庄、典当和房产，歙县人掌握南北货、建筑业，绩溪以制墨和菜馆为主。此外，还有婺源人制茶，青阳帮制酱，安庆帮理发等。迄今仍开设于屯溪中街著名的“陈漱芳酱园”，其主人也就来自青阳。此外，油坊等业也有不少为青阳人所开办。当时，在上黎阳西头河边有青阳同乡会，并建有殡所，处理青阳人的善后事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青阳子弟中有不少也在徽州各地读书。在传统时代，徽州“商成帮，学成派”，血缘、地缘始终是形成各类业缘的基础。受此影响，一些青阳人在复旦附中皖校读书，毕业之后的进一步深造，也呼朋引类地前往各地的一些大学。上揭宁树功的信函，显然也有为中山大学拓展生源之意。

抗战时期，复旦附中皖校之办学卓有成效。当时曾举办过唯一的一次高中毕业会考，复旦附中皖校学生的成绩名列前茅，引人瞩目。因此，在徽州绵延数百年的文脉长卷中，复旦曾留下过浓墨重彩。素有“桃花源里人家”之称的黟县古城，因复旦之驻足而焕发出新的教育光芒。抗战烽火中，复旦皖校在黟县扎根，不仅延续了弦歌不辍的教育火种，更将现代教育精神播撒在了黄山白岳之间，从而在徽州教育史上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祁门学生家长寄往黟县复旦附中皖校的信封

1941年复旦附中皖校的开学通知书

1941年复旦附中皖校学生成绩单

学生家信中的复旦附中皖校风潮

（三）

另外，这份《复旦校刊》对于时下方兴未艾的“徽学”研究亦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。校刊第一面右侧中下，刊有王叔平的《复旦校舍谈往（续）》，文曰：

歙县汪仲伊先生，清末邑人聘主碧阳书院，时已废八股为策论，予以诸生住院，尝从问学，广涉众流，先生颇激赏之。尝出一宋版《内经》见示，当时不知版本为何事，仅赏其佳而已。又出邓石如隶书册，大歙研，谓为棠樾鲍氏分家时所赠。一日以《说文》相谒，见先生正著一小说，曰《后红楼梦》。（是否此名，以【已】记忆不清）予大不然，曰：凡前人成者，袭其科臼，曰续，曰后云者，续貂也，有志者不为。先生亦不以为忤。囗此案上不见此稿矣。有一日，雨中无事，先生至余房间内小坐，见日课卷数本，无一被录，盖余贪得膏火，每课必多作，后先生对人言曰：王生实佳士，课卷被斥，对我谈学问业如故。待予前室许孺人病逝，先生拟以女孙妻之，使黟人汪步云作伐。其哲嗣数友，时在南京两江师范任事，来函令予出外求学，再谈婚姻。旋改书院为学堂，先生离黟，余亦别娶。先生离黟时，其家眷住三都。民国十四年，予闻友人登其楼，见图书满囗，曾有诗记其事，叙云：仲伊先生，囗讲碧阳书院时，挟眷住三都深柳园。顷过游，见遗书满地，大半经先生点读，有《易经》三本，囗囗囗四册，则《周易学统》初稿。偶忆阮文达诗：“子孙重田园，弃此等涂炭。朋友诺千金，文字任失窜。”予荒陋不学，忆二十年前，颇受先生所激赏，见遗书而不能收，感叹不已，系之以诗：“江戴囗囗囗百年，先生后起殿乡贤，学兼唐宋京房易，气挟风霜剑囗囗。（兵学三种，刻在“渐西村舍丛书”中。时佩古剑，时出舞之，并为余讲其法。）寂寞碧山空闲字，飘零草隶叹遗囗。（先生著有《草隶谱》，吾乡李氏为刻之，其稿书一见能囗，盖与他人囗囗。）渐西刊本传千囗，愧甚文囗一诺缘。今年书贾所賫之《老子》，即园之后人以废纸卖出者。嗟嗟！予年行六十矣，老大无成，回首前尘，实惭愧先生也！《周易学统》，其版亦刻成于碧阳书院，曾见贻一部，又与友人合印数部，就学安庆时，吾家移囗，尽失之矣。顷许际唐先生书来，以收韬师校本《老子》原稿见囗，予前此固不知为先生也。爰摘述日记及小诗缀于此篇，用寄许先生，知神交友人中，于师门亦有此一段雅故也。

王立中：《复旦校舍谈往（续）》

黟县县城南街

该文作者王叔平，亦即黟县版本目录学家王立中（1882—1951）。此人出生于徽商之家，其父曾在江西乐平开设杂货店。1934年前后，因国共双方在皖、赣一带激烈对决，王家祖业、田产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中遭受破坏。此后，王立中以附股于屯溪商店收取每年分红的方式，作为全家的生计来源。从学问上看，王立中为黟县的饱学之士，他最早师从著名学者程朝仪，学有渊源，功力深厚。王立中长年经眼过无数旧书珍籍，故曾不止一次流露出纂辑《徽州经籍志》之志向。此书最后虽然并未成书，但他所撰著的《城南草堂曝书记》，在当时却亦颇有影响。除了《城南草堂曝书记》之外，王立中还著有《俞正燮年谱》、《鲍廷博年谱》、《程抑斋年谱》和《文中子真伪汇考》等。就其学问而言，相较于《贩书偶记》的作者，王立中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从其个人际遇来看，他又与叶德辉颇相仿佛，学问顶尖，却因其顽固的政治立场而未得善终。从《三年来的复旦》卷末之“员生通讯录”中所列的教职员名单来看，王立中居住于黟县南门，抗战期间，曾担任复旦附中皖校的教师。上引《复旦校舍谈往（续）》的文字之前有一段说明：“校刊督稿，因事杂不克执笔，辄取旧稿赓续前篇，内小有重复，亦不及删除也。”由此可见，此文系《复旦校刊》之约稿，该刊上曾连载他的作品，故《复旦校舍谈往》应不止一篇。

由于王立中在此文中谈及的诸多掌故，并不见于其他记载，故弥足珍贵。尤其是文中谈及王氏与汪仲伊和许承尧的过从，后二者皆是清末民国时期徽州文化史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。

黟县版本目录学家、书商王立中寄许承尧函

关于许承尧，前引《复旦校舍谈往（续）》曰：“顷许际唐先生书来，以收韬师校本《老子》原稿见囗，予前此固不知为先生也。”文中的许际唐即许承尧，是清末民国徽州著名的史学家、诗人。将近十年前，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许承尧未刊稿整理研究》一书，其中就收录有《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》，该信稿是历史文献学、收藏史研究方面的珍贵史料。我曾据此撰文，较为细致地考述王立中之生平细节与许承尧等人的交往，进而分析了1930—1940年代徽州文献之流散状况与皖南旧书市场流通的实态。从中可见，黟县之刻书、藏书与清代以来商业的盛衰递嬗密切相关。特别是在晚清时期，随着黟县徽商之崛起，当地的刻书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。王立中在《城南草堂曝书记》十一“萧敬孚校《徐骑省集》三十卷”条下写道：“此为光绪辛卯吾乡李爰得氏借南陵徐氏抄本属萧敬孚校刻。……按：李氏名宗煝，字辉亭，晚号爰得。黟县南屏村人，三十后以盐运起家素封，为人慷慨好施，喜宾接文士，事迹见黎庶昌《拙尊园丛稿》四卷六页李君墓表。”这里提到的李宗煝为黟县南屏村人，其人以盐运起家，席丰履厚，豪侈风雅。与不少“贾而好儒，富而好礼”的传统徽商类似，李宗煝也曾捐资修复黟县的碧阳书院，资助刊刻《淳熙新安志》、《鄂州小集》、《癸巳存稿》和《紫石泉山房文集》等二十余种地方文献。这位李宗煝，也就是《复旦校舍谈往（续）》中提及的为汪宗沂刊刻《草隶谱》之“吾乡李氏”。在刻书兴盛的同时，黟县的藏书之风亦愈煽愈炽，县境内也出现了一些藏书家。而在此后，随着徽商的衰落，黟县当地的一些旧藏（比较著名的如西递胡氏、杏墩胡氏和黟县郑氏藏书）也纷纷流散出来。在此背景下，书籍的买卖与流通变得极为常见。

在当时，上海、杭州和北平的书商，有不少都前往徽州山区收购古籍。民国时期，近水楼台的王立中在黟县和屯溪等地收购古籍，为北京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、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等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文献。此次披露的《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》为誊清留底本，多数信函是寄给许承尧的。从中可见，王立中寄与许承尧的函札始于1940年，信函内容主要便是洽购古籍，兼及版本目录学之探讨。在《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》中，他曾多次提到自己为复旦大学附中皖校学生授课的情形：

久欲撰一跋，而人事卒卒，竟不及动笔，必俟将复旦课摆脱，所葺城中旧居竣工……（《寄许际老（十一月廿五日）》）

复旦薪水得敷酬应零用而已。（《复许际老（一月九日即初九日）》）

前寄上《复旦校刊》一册，韬师《緹萦曲》一册，想詧收。（《寄许际老》）

本学期又为复旦拉去教图书，清稿不知何时可缮写，亦姑徐徐焉（名者实之宾也）。（《寄许际唐（十六日）》）

……

据此可知，许承尧可能也曾收到过《复旦校刊》，至于他是否有兴趣随手一翻，那只有天知道了！不过，王立中在《复旦校舍谈往（续）》中专门提到的一些徽州旧籍传承与流散之掌故，则完全可能是许氏所喜闻乐见的。信中提到的“韬师《緹萦曲》”，亦即汪宗沂（1837—1906）的一部戏剧作品《后缇萦南曲》。此一戏曲演绎自清康熙年间泰州孝女蔡蕙为其父鸣冤得雪的故事，而“韬师”也就是汪宗沂（亦写作汪仲伊）。这是因汪宗沂自号“韬庐”，曾受聘主持黟县碧阳书院，王立中“以诸生住院，尝从问学”，故尊称其为“韬师”。

汪宗沂书信

《复旦校舍谈往（续）》中谈及汪宗沂的掌故，似未见其他的记录，颇具史料价值。汪宗沂出自徽州府歙县西溪望族，其人祖上在浙江兰溪经商，家族经济实力渐趋雄厚。与不少“贾而好儒”的徽商类似，他们于席丰履厚之余，逐渐将商业资本转化而为文化资本，使得西溪汪氏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。汪宗沂家有不疏园，累世藏书称富。清末，汪宗沂被黟县人聘请前往，主持当地的碧阳书院。王立中作为在院学生，曾跟随汪宗沂求学，因其广泛涉猎各类学问，故深受汪氏欣赏。在汪宗沂那里，王立中第一次看到印制精美的宋版《黄帝内经》，又见识了邓石如的隶书字册，以及歙县棠樾盐商巨擘鲍氏家族祖传的大歙砚。某天，他带着《说文解字》去请教汪宗沂，正撞见后者在写一部小说，名叫《后红楼梦》。王立中当即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凡是前人已成经典的作品，若沿袭其套路，叫什么‘续’啊‘后’啊的，都是狗尾续貂。有志向的人不该干这种事！”汪宗沂听了也并没有生气。从此一故事可见，汪氏与王立中关系莫逆，他十分赞赏后者的才学，师生之间的交流也能平等相待。也正因为二者关系密切，汪宗沂甚至想将自己的孙女嫁给王立中续弦。另外，关于《后红楼梦》一书，早在1926年，黄宾虹在《汪仲伊先生小传》中也曾提及：“又以小说《红楼梦》于吾国人心有大影响，乃撰《红楼梦》全八十回，托言林黛玉化为男子，明习高强之武艺，缔造国家。此遗稿尚未刊行。”

提到汪宗沂，不少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到他的岳父——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。但在当年，至少在知识界，汪宗沂的知名度可能要远远超过王茂荫。其人为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进士，先后入曾国藩、李鸿章幕府，一生著述颇多，许承尧和国画大师黄宾虹皆是他的学生，著名画家汪采白则是其人的孙子。汪宗沂博学多才，一生著述不辍，成就卓著。除经学之外，对于兵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医术、堪舆、书法、音律、词曲、传奇小说等皆有撰述，是位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。《汪仲伊先生小传》说他“尤好剑，于唐人遗留之《舞剑赋》中求得剑法。得一古剑，长三尺有咫，终身自随不暂离”。这一点，也得到前引《复旦校刊》的印证。《复旦校舍谈往（续）》中提到：汪宗沂“时佩古剑，时出舞之，并为余讲其法。”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，王立中显然没有习得其师真传。此外，汪宗沂曾用心钻研医术，尤尚医理，多有著述，其中以《伤寒杂病论合编》最为著名。《复旦校刊》谈及他给王立中展示印制精美的宋版《黄帝内经》，显然不止是一种珍籍鉴藏，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人对于“新安医学”的认识。汪宗沂最早受曾国藩赏识，后来与俞樾、袁世凯、陈独秀和李盛铎等人皆有交往。在清末，汪宗沂的名声很大，有着“江南大儒”之美誉。他的部分书信，经皖南收藏家的提供，此前收入笔者主编的《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》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。也就在这一年，笔者开始兼任安徽大学讲席教授，期间在安大指导的第一位硕士生，其学位论文就聚焦于前揭资料中的汪宗沂信札展开综合性的探讨，从而开始迈出了学术研究的最初一步……

这些不期而遇的缘分，或许就是冥冥之间埋下的伏笔吧——徽州的粉墙黛瓦与复旦之砖楼飞檐，在时光长河里遥相呼应。那类看似偶然的巧合，恍若泛黄故纸上浮动的墨痕，一字一句都刻画着跨越时空的传承与流变。